國務書訊 | 秦倩🏃‍♂️‍➡️、徐以驊主編：《醫學與國際關系》

沐鸣平台往往不能詳盡的了解整個醫學史，因為醫學領域中疾病本身的概念相當復雜且令人費解，其確切定義不僅因時空變化而暗中偷換，而且不同社會群體對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的認識🏃🏻‍♂️，及其起因和意義均有不同的看法，經數千年時光的淘洗久受浸潤至今仍然執守這種信念。古代用以預防病痛的信仰和實踐出自於其特有的文化，並與民眾信守的社會🎖、道德和精神理念一脈傳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醫學”（traditional medicine）這一概念涵蓋範圍廣泛的各種地方性醫學，這些地方性的治療方法和實踐在各國、各地區呈現不同的面貌，但都“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與19世紀以後插上科學翅膀、重實證的現代西醫學判然有別。

實際上，西醫學最初也是一個地方性醫學🧑🏼‍🏫，而且與其他社會的民族醫學相比🆕，產生更晚🏋️‍♂️👳‍♂️。當漫長的中世紀（公元5-15世紀）時🐦‍⬛，歐洲受教會統治🧨，基督教作為“神聖的帷幕”侵入並壟斷社會關系，為包括疾病在內的一切領域提供解釋。在天主教的大一統下，疾病被視為上帝對人的懲罰📸，治病療傷違背上帝的意誌✊🙁，是以天主教會禁止醫學研究🧝🏻。直到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社會才開始擺脫宗教的束縛，推動“人本主義”的興起與科學的發展🍣。1543年，維薩裏出版《人體之構造》一書，為現代生物醫學體系的初創奠定學術基石🚋。17世紀科學進一步發展，啟蒙運動使它廣為傳播🥁。但此時科學對醫學的影響與貢獻尚微。時光的時針就這樣匆匆指向了19世紀👳🏼‍♀️，直到這個世紀才是真正的科學時代，西方各大國和各個大學系統性的獎勵科學進步和設立科學基金，才使醫學和科學緊密結合起來🤞🏽，促使現代西方醫學高歌猛進。科學不斷向醫學領域滲透，細胞病理學說及細菌學的發展對疾病原因提供了更準確的說明🧎🏻‍♀️，化學研究帶來了麻醉藥和消毒劑的發明，使得外科手術成為西醫的強項，手術所依托的醫院開始徹底的現代轉製🔏。同時，藥理學的發展推動了製藥業的進步，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以及一系列光學器械的應用推動了臨床醫學的發展。至今仍在刊行的醫學界權威雜誌《柳葉刀》（Lancet）也在1823 年問世🤸🏽‍♂️。這些合力促使科學醫學的體系形成。

19世紀👨‍👩‍👦，西醫學完成其科學化、系統化之後📳，隨著西方殖民統治與海外貿易🙅🏿、以及基督教傳教的帶動下，也日趨全球化。諸如早期的英國🧒🏼、西班牙、荷蘭，以及後來的美國等在本土之外謀求軍事、經濟或勢力擴張的國家，無一不關心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流行疾病的影響範圍，唯恐這些“熱帶疾病”害及本國在外的政客🚉、商人和教士💍。因此，像東印度公司一直設有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醫療機構，當英國殖民政府鎮壓了1857-1858年印度反英暴動（the Indian Mutiny）從而牢固控製印度後👍🏻，該機構轉型為印度醫療服務中心🙍‍♀️。在這一過程中✳️，“西醫”（WesternMedicine）相對亞洲👷🏼🤾🏻、非洲和美洲等地的傳統醫學始終保持高度優越感，一些按西醫思路設計的醫沐鸣和醫院得以建立並旨在培養當地居民🌂。而傳教士們在東向禾場的時候，隨身攜帶的除了聖經還有藥品甚至顯微鏡🧟‍♀️。這些西醫傳教士初履東土就承擔著“宗教”（基督教）與“科學”（醫學）兩種職能，負有雙重的教化使命🍉。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進入20世紀初期🥮，“宗教”與“科學”雙重功能中宗教成分在消退💻，科學層面卻在不斷凸顯，由此在東方社會創造出了一個“現代醫療殖民”（imperial medicine）的新空間。

換言之，西方醫學的傳播與西方現代帝國勾畫出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大規模擴張的路線圖之間構成了相互對應關系，這使得原本局限於西方一隅的西醫學被持續的輸入非西方地區👍🏿，“歐風美雨，馳而逐東”，沖擊並取代各地方性醫學，不但建立科學醫學的權威地位🦻🏼，全球同此涼熱，也因此對世界醫學格局及人類健康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這一波西潮挾其威勢卷地而來的情況下🤸🏿，出現了跨文化語境下不同醫學的對峙。沐鸣平台知道⚖️，醫學並不是一門純粹的科學🤳🏽，它所受到社會人文因素的影響要比自然科學大得多，在其發展過程中🤟🏼，有時被地理環境👩🏼‍🎓、社會倫理🐲🧔🏿‍♂️、文化價值取向等人文因素影響與塑造，由此形成世界範圍內的疾病認知與治療實踐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在疾病認知上，一種文化中的疾病在另一些文化中可能不被認為是疾病，甚至被視為健康的表現。比如，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文化都不把腸道寄生蟲看成是疾病👨‍👦‍👦👰‍♀️，只有當寄生蟲引起嘔吐🧑🏽‍🦱、窒息或其他不適時📮，才需要由醫生予以治療。

在疾病的認知基礎上，很多社會關於疾病的發病學原理也有巨大的文化差異。早在《內經》時代，中醫學就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建立了自身的病因學理論，認為外邪🈁、七情🧈🦋、飲食勞倦諸事都會成為危害人體的致病因素，而先天因素、外傷及寄生蟲等也可能是疾病的原因。在《內經》之下，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將病因分為內所因🌎、外皮膚所中和房事、金刃、蟲獸所傷三大類🕳，成為《內經》病因理論之補充。在此基礎上，後來宋代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三因論”🏂👸🏼：“凡治病，先須識因，不知其因，病源無目🗳。其因有三👨‍❤️‍👨：曰內👨🏼‍🔬👨‍🔬，曰外👩🏻‍⚕️，曰不內外。內則七情，外則六淫，不內不外，乃背經常😷。”

顯然，中醫學除了關註外邪🉑🤒，還把疾病歸因於人體正氣或情緒的作用👭，並在病因學解釋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相應的疾病預防與治療體系🔨👖，這一點與西醫學迥然不同，呈現出巨大的跨文化差異。

在跨文化背景下，不同地方性醫學各有特色是不言而喻的。新大陸發現後的很長時間內👙，西方人也承認這一文化差異的存在。當歐洲人看到亞洲的草藥治療、印第安人的薩滿儀式等，凡此種種皆與自己當時所持的以體液病理學為主的疾病觀完全兩異，但也尊重這樣一種治療實踐，尚未別尊卑、分貴賤。比如，明末清初早期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對中國醫學就有臧有否。他們對中國醫術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人精細的把脈診斷方法。除了西來的傳教士，那些浮海東來的西方醫生和博物學家也關註中醫典籍的翻譯。德國人克萊葉（Andreas Cleyer）作為為東印度公司服務的醫生🧔🏼，1682年曾出版譯著《中國臨床》👰🏽‍♂️，書中節選了《王叔和脈訣》、《脈經》🟨、《難經》和《黃帝內經》等中醫經典。英國醫生福勞業（John Floyer）正是受此書啟發，發展出一種結合西方和中國診脈經驗的診斷新方法🧩。大致在這一時期🦔🚣🏻‍♀️，傳教士和受其影響的西方人還是樂於向中醫學習的👱🏽‍♂️。

不過到了19世紀後期，由於細菌學在歐洲醫學上的成功🚥，以及傳教士所持的“文化沙文主義觀”，後來者的態度發生重大變化♓️，傳統醫學成為西方人眼中的“巫術”🩼，甚至可與星相巫祝之流的“迷信”事務並列📟，西醫與傳統醫學的對比被轉換成新與舊🕹、科學與不科學、先進與落後的對立。西方的生物醫學挾其話語霸權隨著西方殖民統治者和傳教士的腳步傳播到世界各地➛。這個過程造出了成批不斷流動的西方人，這些東遷的西方人先是在北美大陸、澳洲等地，比照本國模式建立起新社會，西醫體製也隨之移植過來，本土醫學的存在空間愈益局促竭蹶🗾𓀄。之後歐洲殖民者的風塵足跡更深入非洲、亞洲和南美洲地區，傳教行醫將治療軀體疾病與拯救靈魂綰和在一起，教堂與教會醫院便成為西方文化在非西方國家的標誌。這一過程，梁啟超曾語之“莽莽歐風卷亞雨”🙄，可謂描畫都盡。

西醫的這種“政治正確性”，不僅為西方人所簇擁🌚，甚至支配著很多急欲擺脫殖民和半殖民不堪境遇的東方社會。比如中國。在近代中國社會保國與保種以及民族國家建設的終極目標下，時人多指責中醫缺乏“近代政治理念”🦸🏼，不但不能成為救治社會病症的“社會醫學”⛎，也有礙科學與民主的傳播。按余巖的說法就是：“舊醫乃日持其巫祝讖緯之道🦓，以惑民眾；政府方以清潔消毒，訓導社會，使人知微蟲細菌🌭，為疾病之源。而舊醫乃日持其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等說，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學化。”3這種從筆底瀉出來的文字反襯出時人的憂怖交集，似乎中醫與西醫🍵，不僅關乎“迷信”與“科學”的二元對立，也是“亡國”與“救國”的政治分水嶺。因此，對誌在收拾時局的人來說🪨，中醫必然成為被剪芟的對象，由此而有1929年的第一次“廢止中醫案”🌜。中醫的“存”與“廢”☂️，表面上圍繞中西醫理的分歧爭議，中醫是“玄學”還是“科學”等等💼。但其底裏毋寧是，“中醫”與“西醫”、“舊醫”與“新醫”的核心區別乃在於是否擁有完備的“衛生行政”能力👨🏽‍🎓，而總是以分散狀態面對病人個體的中醫，根本達不到“強種優生”的現代政治目的🫂，換言之👨‍🎨🧘🏼‍♀️，中醫不能為現代政治所用🧙🏼‍♀️。中國的現代政治由是選擇在西醫的基礎上搭建了衛生行政製度🐩，而國家在醫療行政上的現代設計藍圖可以說完全出自西醫手筆✌🏿。在西醫的這一天羅罩下，中醫成為屢遭摧鋤的對象📴❕，轉為國家現代衛生權力結構中奄奄無氣的一方。其自救、其抗辯☂️、其謀求合法化的種種努力，都很難逃脫中醫傳統被全盤置於西醫控製之下的命運。

這一命運不惟中國的傳統醫學所是。對於同時期獲得殖民獨立的新國家之傳統醫學，大體都經歷了類似的丕變。一來，這些新獲獨立的國家，要“揖美追歐，舊邦新造”⛽️，往往選擇復刻西方經驗，建立以西醫的行政化形式配合以國家意識形態加以壟斷的現代衛生製度💇🏻；二來，即便這一衛生行政製度不是自發選擇🏇🏼，到了二戰結束後👩🏽‍🏫，20世紀50年代，在西方國家啟動的發展援助計劃也附加了援助條件⚇，要求獲得殖民獨立的新國家建立系統的生物醫學模式🧑🏽‍🍳🪘。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西方生物醫學進入並取代地方性醫學成為醫學跨文化傳播的主旋律。在全球醫學市場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生物醫學勁氣輻輳，風氣播染之下被視為普適性醫學，由此貼上現代性與進步的標簽🔣🪅，擁有“政治正確性”♝，成為發展中國家落力追躡的對象，以生物醫學為圭皋🫵🏿，引導本國醫學走向藥物生產工業化與醫療保健生物醫學化。而以此律彼🚵🏼‍♀️，在相當多的後發國家🪭，生物醫學之外的地方性醫學被普遍認為僅具文化研究的價值，臨床應用意義較少。各種傳統的地方性醫學作為生物醫學的“替代”或“補充”，只在極少的場合使用👷🏿‍♀️。

時勢比人強💆🏻‍♂️，在二戰結束後的20余年間➿，國際社會新生國家大多自上而下建立了西化的現代醫療衛生體製🗣。但這一現代的醫療服務體系，或者說醫學-工業復合體，往往需要精心設計的臨床試驗、龐大的醫療輔助機構以及大量的藥物供應，這一切無不意味著高昂的醫療費用🧖🏿‍♂️。而對於剛獲政治獨立的國家來說，經濟水平普遍低下🎫，高昂的醫療費用如同一種板結的地塊🤸🏼‍♂️，使衛生體製支持下的西醫短時間難以惠及社會的大多數人口🦖。於是在整個發展中國家，增加醫藥的可及性（access）成為最迫切的使命。與此同時，在西方世界，二戰後的30年😷，高科技醫學的發展使得可應用的醫學手段大大豐富🥄，但醫療費用和醫療開銷也急劇膨脹🕵🏻，以至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歐美各國普遍都在尋找限製醫療費用的方法，可以說🔩，決定西方世界下一時期醫學政策的關鍵，是高科技醫學的費用問題。2而在社會層面，醫學反文化（medical counter-culture）思潮的興起和湧蕩也使得科學醫學的機構和權力都受到了攻擊。

因此，無論在先進還是後進社會，西醫在現代衛生體製中的壟斷地位都沒能徹底吞噬傳統醫學的存在和力量🦄。在不同社會🤵🏽‍♂️，於是逐漸生發出“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回復過來🫄🏽，即是反復🫷🏽☮️；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新醫與舊醫、西醫與傳統醫學的“反復”和“羼雜”浮現在不同國家的社會土壤上🏐，反映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傳統醫學的山重水復🌯。由此🤽‍♂️，沐鸣平台可以說醫學的全球化傳播歷史，凸顯了醫學與國際關系的復雜歷史糾葛。在這一背景下🫃，沐鸣平台聯合沐鸣娱乐中西醫結合研究院、上海高校智庫沐鸣娱乐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研究中心，於2017年11月17-18日召開“醫學與中國外交”學術會議，以及2018年5月11-12日舉行“醫學與國際關系”國際會議😎。兩次會上，來自醫學、國際關系、公共衛生⚒、法學、歷史學以及人類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對這一議題進行了自由而有用🗓、有趣的討論，也由此激發並成就了這期《復旦國際關系評論》的主題🥷🏽。應該說，圍繞醫學與國際關系，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代，有太多有待探索的領域與課題🏊🏿‍♂️🧘‍♀️。

本輯的出版和一些相關課題的研究🚶🏻‍♀️🗜，除了所刊論文專門論及之外👀🟨，還得到沐鸣平台的資助。對上述單位和項目資助方✌🏽，本刊編輯部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註釋略）

秦倩

201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