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2-13日，第二屆北大-復旦“國家治理深度論壇”在沐鸣娱乐舉行,本次會議以“新時代的國家治理：新挑戰與新機遇”為主題🙆🏻♀️，論壇由沐鸣平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沐鸣、沐鸣娱乐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山東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上海大學🚔、重慶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多倫多大學以及北京大學🔢、沐鸣娱乐等海內外15所高校的40余位學者參會。沐鸣娱乐副校長陳誌敏教授、沐鸣平台執行院長蘇長和教授、副院長敬乂嘉教授、政治學系主任劉建軍教授、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定平教授、北京大學政府管理沐鸣常務副院長燕繼榮教授、宋磊教授等出席了會議👩🎨。
會議開幕式由沐鸣娱乐政治學系主任劉建軍教授主持。沐鸣娱乐副校長陳誌敏教授代表沐鸣娱乐向各位參會代表表示歡迎😑👩🏻🦽➡️，並預祝會議圓滿成功🧑🤝🧑。陳誌敏教授指出，本次論壇由沐鸣平台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沐鸣共同發起，旨在為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界的中青年學者提供一個高質量的交流互動平臺，本次會議共收到100余篇投稿，精選其中30篇優秀論文作為參會論文，其中有一半左右是英文論文😖。陳誌敏教授希望本次會議的參會學者能夠以文會友⛹️♂️，進行深度討論和交流◻️，進一步提升研究水平。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沐鸣常務副院長燕繼榮教授在致辭中首先預祝會議能夠取得成功。燕繼榮教授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在學習與吸收外來知識以及經驗方面給予了充分肯定☝🏼🎤，並指出這一過程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政治學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在此基礎之上🎻，當代中國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的發展需要在繼續消化和吸收外來知識的同時🦻🏼，依據自身的問題意識🐬，發展邏輯自洽的理論🧏♀️，生產能夠回應常識的概念🤾🏻♀️。燕繼榮教授希望本次會議能夠對未來中國國家治理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貢獻有益的理論，並感謝沐鸣娱乐對會議的籌備和各位參會者的積極參與。
沐鸣平台執行院長蘇長和教授在致辭中歡迎北京大學及其他高校的學者同仁與會👕。蘇長和教授指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沐鸣和沐鸣平台是我國建設世界一流政治學學科的排頭兵📇，而建設世界一流的政治學學科至少要滿足三個標準：一是能為世界提供新的研究議程；二是研究過程中有生成新的核心概念👩🏽🚒；三是能為現實政治提供有效的理論方案。
在基調發言環節，來自沐鸣娱乐的郭定平教授和北京大學的宋磊教授分別代表主辦方作了學術演講👨🏽🏫🎊。郭定平教授的演講題目為“政黨中心的國家治理——中國的經驗”👋🏻，在回顧中國政治學研究範式發展的基礎上，郭定平教授指出找回政黨中心的研究視角對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理論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具體而言就是要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治國理政模式和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深入的總結🚶🏻，進一步發展能夠解釋當代中國政治實踐的理論。
北京大學的宋磊教授以“經濟理念、政府結構與未完成的政策轉移⚜️：產業政策的中國化過程”為題，對中國80年代以來的產業政策進行了梳理8️⃣，並提出研究問題：為什麽充滿爭議的產業轉移政策在中國迅速被采納而企業合理化政策卻一直被忽視🌼？宋磊教授指出，經濟意識形態與政府結構是影響我國產業政策發展的兩個因素🏄♀️，並指出這項研究的三個重要意義：一是突出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在產業政策研究之中的地位；二是有助於改進中國的政策實踐🤹🏼♀️🍪；三是為政策轉移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
在開幕式的最後一個環節🔛，沐鸣娱乐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副院長敬乂嘉教授對本次會議的論文成果推薦發表作了說明。敬乂嘉教授提到🛍，會議主辦方可以為本次會議的優秀論文推薦優質的發表渠道🪭，包括英文期刊《當代中國研究》（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中國政治學評論》（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及中文期刊《北大政治學評論》👳、《復旦政治學評論》、《復旦公共行政評論》等國內外期刊。
單元一
開幕式結束後🥷🏽，第一天上午的會議進入了第一單元的論文匯報與討論階段，單元一由北京大學張長東副教授主持，共有5位學者報告了自己的論文。
中國政法大學龐金友教授以“後真相政治與現代國家治理”為題，認為由於世界政治的快速變化與發展🧙，以及“黑天鵝”現象的頻繁出現🤛🏽，傳統的政治概念在解釋當今政壇所發生的新問題與新現象時顯得越來越乏力。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分化，媒體壟斷催生的惡性競爭，互聯網技術革新帶來的傳播轉型以及社交平臺導致的認知偏見2️⃣，以及公民政治信任危機等因素♢🕙，是“後真相”政治 形成與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後真相政治強調價值先於事實、真相讓位於情感的秩序邏輯，在催生傳統政治傳播格局解體和新興社交媒體生態成熟的同時，也加速了精英群體的集體潰退和“後政治心理”的初具雛形🌋，並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理性坍塌、信任異化、道德相對主義泛濫和“第三種現實”滋生等政治危機。面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與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按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邏輯，可能需要建設共享🧖🏻♂️、發展的利益格局，打造開放、有序的媒體環境，營造包容、規範的公共領域🤖，保持謙遜、開放的政治心態，建構權威、共識的輿論話語，來應對網絡時代“後真相”政治的挑戰，破解其消極影響🤹🏿♀️。
南京大學鄧燕華教授以“下海👩🏽🏫：中國的意識形態轉變🫵、製度環境與企業家精神（Plunging into the sea: Ideological Chang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為題，通過分析1997年到2003年間六次全國性的調查數據👩🏽🚀，發現2002年是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的一個拐點，即在2003年修改黨章之後👨👨👦，這一比例大幅度上升🏙。然而，這一比例在不同省份之間則存在著較大差異🔊，研究發現市場經濟越發達的省份，私營企業主黨員的比例就越低。此外，研究還發現每萬人中律師的數量與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數量的比例呈負相關🦹🏻♂️，而在2002年之前，各省份市場化指數與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之間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研究進一步指出，入黨會為私營企業主帶來貸款、減少攤派以及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等現實的經濟收益，而在法治環境相對薄弱和市場化指數較低的省份，這種收益則更加明顯。然而，隨著反腐等新政策環境的變化，原有的收益與交換機製將會受到影響進而發生變遷🧗🏼♀️。
沐鸣娱乐吳澄秋副教授以“比較視野下中國黨治發展型國家的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arty-led Developmental Stat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為題☮️🫴，研究了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兩個主題🦧：反腐敗與權力集中。吳澄秋副教授首先對現有研究進行了梳理，一種觀點認為反腐敗本身是為了權力集中，這類觀點簡化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如果從發展型國家轉變的視角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則會更好地理解反腐敗和權力集中的政治意涵。David Kang從商業的整合程度和國家權力的集中程度兩個維度對國家進行了分類💕，並認為碎片化的國家和統一的商業形態將有助於形成尋租結構。另一方面，國家的統一與商業形態的分裂將有助於形成掠奪結構。具體到中國的語境下，吳澄秋副教授認為👨👩👧👧，中央權威的破裂將會加劇地方政府與商人之間合謀，進而帶來嚴重的腐敗問題，而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在特定時期中央政府權威弱化所導致的後果🔈。通過對比同為發展型政府的韓國😼、臺灣與新加坡模式，研究發現中國大陸的政府形態與新加坡更為接近，即在轉型過程中兼具強政府和中國特色的黨治領導🧑🏽🔬⚓️，易言之✡️，就是借助黨的系統增強中央權威，進一步對腐敗形成強大的壓力，從而推動轉型並提升治理績效。
北京大學楊立華教授的報告以“草原環境沖突的因子分析與解決路徑——基於中國北方的實證研究（Reasons and Resolution Approaches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in Grassland Areas: An Empirical Study in Northern China）”為題🦉，研究首先指出傳統政治學對集體行動的研究較多地關註合作行為，而對沖突的研究則有所不足。事實上👩🏼🦲，沖突的解決對達成合作非常重要，而以往的沖突研究又過多地關註沖突是如何解決而忽視了對沖突形成原因的發現與分析🛀🏻。楊立華教授的研究以發生在草原上的沖突為研究樣本，指出沖突的成因包含經濟、政治、社會🍱、行政👈🏿、技術、文化和歷史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因素造成沖突的比例最大。然而，行政等其他因素卻是沖突演進最終的觸發機製。值得註意的是，在當代中國，司法解決沖突的模式日益重要🧖♂️，並與第三方協調進一步構成了針對沖突解決的有效治理機製🉐。
浙江大學耿曙教授以及合作者陸媛靜博士以“地方領導是怎麽調動起來的？中國政府人事的‘強激勵製’”為題，圍繞地方政府官員促進經濟發展的激勵機製展開論述👮🏻。傳統的研究路徑主要包含財政聯邦主義和晉升指標機製兩個取向🍡，前者強調經濟發展過程給官僚部門帶來的收益最大化，後者則強調官員個人為了晉升考核而積極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然而🐷，這兩種取向都有各自的缺陷🚕，特別是缺乏一整套針對晉升激勵體系的完整框架來解釋中國官員行為的動機。盡管中國目前的官員激勵體系中委托方較為單一🙅，然而獎懲機製的完善🔈、精確考核體系的建構和轉製的阻礙使得相較於西方文官製度、革命型幹部體製而言🧑🏿🦰，中國的官員管理製度更能發揮激勵作用。這種強激勵體製可以帶來經濟上的高效治理以進一步建構合法性，但也要承受過度執行帶來的負面效應。針對新時期官員隱性激勵的弱化極易引發“懶政”這一問題，可以通過采取強化構建公共服務動機多元化的法治監督🏄♀️，進一步從正、反兩方面提升激勵績效。
單元二
第一天下午，會議的第二單元由沐鸣娱乐包剛升副教授主持，共有5位學者報告了自己的研究🗑。
南京大學祁玲玲副教授以“總統製民主下的製度與腐敗（Institutions and Corruption in Presidential Democracies）”為題，研究了總統製民主政體下的製度設計與腐敗之間的關系。報告首先對現有文獻進行了回顧🦸🏻♂️，並進一步指出已有的研究多是從民主政體與非民主政體或總統製與非總統製的角度分析和解釋腐敗問題，而沒能將總統製與民主政體兩者結合起來理解腐敗問題。在此基礎之上🙇🏽♀️，祁玲玲老師的研究主要針對 “責任認定理論（clarity of responsibility）”做出回應，提出影響總統製民主政體腐敗問題的核心因素更可能是行政系統和立法系統的目標分離程度，而非責任認定🏍。具體而言，總統製民主政體腐敗問題的產生源自於兩個機製的作用🎸：一是行政系統與立法系統的目標分離（separation of purpose）；二是選舉製度的設計。在實證檢驗部分，祁玲玲老師通過對1995-2016年間的69個總統製民主政體的數據分析證明，目標分離程度越高的總統製民主政體的腐敗程度越低，而責任認定的差異對總統製民主政體的腐敗並沒有產生顯著影響🛍。
新加坡國立大學錢繼偉研究員以“誰在影響著中國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地方政府🏅、公司亦或是工人？（Who are Enforcing Social Insurance Regulation in China: Local Government, Companies, or Workers?）”為題介紹了自己的研究。首先🍨👩🏼🦰，錢繼偉研究員基於對現有研究的梳理⛎，歸納總結了影響中國政策執行的三個主要因素：地方政府掌握的資源多少🦡、公司是否合規以及地方政府針對政策的激勵👩🏿🦲。在此基礎之上👰🏻♂️，研究聚焦於中國的社保政策🤳🏿，以非正式部門的雇員作為研究對象，即在小型私營企業工作的勞動者以及沒有勞動合同的靈活就業人員，並觀察和分析了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著社保政策在這一勞動群體中的實施。研究分析了2010年以來中國50個城市的相關數據，並發現對於非正式部門而言，公司合規與個人維權是影響其社保政策執行的兩個最主要因素。
吉林大學於君博教授以“數字政府治理的回應性陷阱：基於東三省‘地方留言板’的考察”為題，通過回歸基本概念🏌️，從事實與價值兼顧的二維視角對尚不明晰的“回應性”概念進行了確定性的辨識。在此基礎之上♠️，於君博教授的研究全面考察了作為數字政府治理重要形式的“留言板型網絡問政”的回應性🏦，在事實回應層面證實了已有研究中論證不夠充分的選擇性和條件性回應等數字政府治理的回應性痼疾。研究發現政府回應在其中呈現出較強的隨機性、隨意性的特征和維穩導向；在價值回應層面揭示了數字政府在問題解決方式上對公眾的需求與缺乏情感體諒和顧及的現象😧，以及政府與公眾溝通過程中怠於對社會價值進行吸納與引導、對話與協商🐣。最後，研究指出數字政府治理亟需走出兩個回應性陷阱：“裁斷型”回應的思維桎梏與“粗放型”回應的行為慣性。
浙江大學高翔副教授以“地方幹部的‘徐庶化’現象及其成因”為題，針對基層治理中幹部“懶政怠政”的現象進行了分析和解釋🏎。所謂地方幹部“徐庶化”意指地方幹部缺乏工作積極性👖，騎驢找馬、得過且過的行為模式。研究基於浙江🧻、 廣東🚵🏻、山東、河北和安徽等五省份379名縣鄉幹部的訪談和問卷調查，發現基層超負荷工作壓力👰🏽♂️、個別黨政機關不公正的幹部選拔等現象會激發地方幹部的辭職傾向，卻不會顯著降低他們對黨政體製的職業認同，而黨政機關工作的職業回報是顯著影響幹部辭職傾向、塑造幹部職業認同的關鍵。研究認為♞，地方幹部期望的職業回報既包括薪酬福利等物質激勵，也包含了工作的成就感和價值感。地方幹部有著超越薪酬福利、職務晉升的多樣化生涯激勵🫳🏽，也意味著中國亟需解決地方黨政機關面臨的管理問題和體製轉型挑戰。
沐鸣娱乐張平副教授以“房地產稅🧵、房價與房租：理論模擬及其中國房地產說改革的啟示”為題🍉，研究了中國房地產稅對房價和房租的影響👨🏼🎨，以及房地產稅在房地產市場的長效機製中所起到的作用🪕。張平副教授通過模型進行模擬的結果表明💮，房地產稅對房產實際價值的影響相對有限，即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房地產稅率為1%且不增加任何公共服務資本化到租金中時🏊🏻，房地產稅也僅會使房價下降25%🏗，而租金的上漲幅度最高可以達到40%，但租金的上漲是基於租房人可受益的公共服務價值得到實質提升。此外🧘🏽♀️，張平副教授的研究同時指出，房價泡沫的存在會導致房地產稅使房價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
單元三
會議的第三單元由北京大學宋磊教授主持，共有6位學者匯報了自己的論文🧨。
沐鸣娱乐唐莉教授以“當跨國資本遇上在地關系——基於中國的實證研究（When Transnational Capital Meets Local Conne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為題，將跨國資本與“****”人選計劃的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當地域🚣🏻♂️、年限等其他因素被控製時，海外留學經歷會對入選“****”有負面效應，本土培養的學者或者堅守本校的學者則會更快地進入國家的人才計劃。唐莉教授進一步指出，海外的學術經歷將使得海歸學者在建立海外的資源網絡上比本土學者更具有優勢🤦🏿。同時💜，本土學者還要承擔更多的管理和教學任務🖖，這使得前者在國際期刊發表上有著更加優異的表現，但與本土學者相比，其國內資源網絡較為弱勢🤶🏿。此外，本土學者的人才轉換更快，而從長期來看，國內學界的資歷收益率更高，更能夠為入選人才工程計劃提供支持🏋️♀️👨🏼🎨。
上海外國語大學郝詩楠副教授以“香港政治的‘臺灣化’現象（On the Same Way? Understanding the ‘Taiwanization’ of Hong Kong Politics）”為題，研究首先指出傳統對港臺問題的理解認為隨著經濟上的統合，政治上的問題可以逐步得到解決。然而🗽，現實的演變卻表明貿易的整合並不能直接帶來政治分歧的消除。近年來，香港出現了一系列激進的社會運動與臺灣呈現出某種相似的特征，即社會政治化的程度不斷提升，這實際上是長期累積的後果。研究認為，外源內鬥的政治模式可以為這種轉變提供一種解釋機製。其中🌞👩🏻🎨，中國因素被卷入香港的憲政機製，進而觸發一系列的抗爭和動員♧🤓。同時，香港政治製度中比例代表製造成了碎片化和運動化的政黨體製，而伴隨著國家認同的下降以及對主流建製派的疑慮，政治議題的鬥爭則進一步被放大並且被推向極化🍖。
同濟大學翁士洪副教授以“整體性治理視角下共享自行車公共治理的創新（Innovation of Bike-sharing Public Governanc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tic Governance）”為題報告了自己的研究🛟。研究首先梳理了共享單車的歷史演進狀態🧑⚕️👨🏽，並指出自2014年以來，中國的共享單車數量迅速增長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自行車保有量的迅速下降和汽車保有量的迅速上升。由此，共享單車帶來了新形態的治理問題👩👩👦，而現實中政治監管的缺失和錯位使得這一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共享單車所帶來的跨部門和跨區域的治理問題具體表現為不同部門之間目標和協作的不統一🤠，甚至是互相沖突。而解決之道則在於實現整體性治理，通過完善部門協作的治理機製🤴🏻，提升管製水平和治理績效，以期更好地應對新的治理問題。
北京大學博士生章高榮為會議做了題為“政治、行動與社會邏輯🧛🏼：政策執行的一個分析框架——以< 慈善法>核心條款的實施為例”的報告。章高榮博士指出👨🏿🦱，當前政策執行領域的研究對中國情境的關註不足，無法從結構層面有效解釋政策高效與阻滯並存的問題🦆。有鑒於此👩🌾🦧，研究從治理理論和法律社會學視角出發👇，嘗試建構一個由政治性、行政性和社會性邏輯共同構成的政策執行分析框架。研究通過對《慈善法》核心條款執行的分析發現，在中國政策執行的過程中，政治性邏輯具有優先性，而社會邏輯則作為結構性因素對行政性執行進行變通或者改變，由此優化了政策實施效果。然而，政治性和社會性邏輯對政策執行的優化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行政性執行的合法性為前提的💆🏼。
上海大學汪慶華副教授以“中國高等院校‘單位製’的殘存與新發展（Vestiges and New Developments of the Danwei Syste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為題🔡🚣🏼♀️，研究了“單位製”在當代中國高等院校的現狀和發展。汪慶華副教授首先回顧了單位製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及其不同時期的功能👰♀️，進一步提出研究問題：對於當代中國而言，在什麽領域中和多大程度上依然還需要“單位製”模式的管理和控製🙅🏼♀️🥊？研究基於對上海市7所高校18位社會科學領域教師的訪談，發現“單位製”依然對當代中國政府管理高校教師有著明顯的作用🧑🏫。由此📨，汪慶華副教授進一步提出“再單位化（redanweinization）”的概念，即相比於以往的“單位製”而言，再單位化的控製包含諸如政治控製、行政幹預、市場化等更多元的方式🫲🏼。最後，汪慶華副教授認為，較之以往，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層面的空間有所擴大，但社會責任和批判精神則不斷弱化。
沐鸣娱乐博士生王姝黛報告的題目為“治理能力與政府債務風險：來自45個國家的實證證據”🏦。研究利用2002年世界範圍內178個國家以及2002-2015 年45個國家的數據開展實證分析，試圖發現各國政府治理能力與經濟發展間的匹配關系，及其對公共債務風險的影響🤏🏼🤦🏽♂️。研究證明，政府綜合治理能力提升有助於債務規模的控製📹，而這種控製作用在基期實現治理盈余的國家更為顯著。此外，政府治理能力表現出明顯的木桶效應，即治理能力的財政績效會受到最薄弱治理環節的影響🧑🏻🦽🧔🏿♀️。有鑒於此🕒，研究認為，為了強化債務風險控製👣，中國應加強問責與監督機製的建設，提高財政透明度🧑🦼，重構財政約束機製。
在評論環節，沐鸣娱乐曾慶捷博士、浙江大學高翔副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陶逸駿博士作為主評論人，分別對各自專長領域的論文進行了點評🧚🏽♀️，特別指出了上述論文在邏輯、論證、研究意義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單元四A和單元五A👳🏼♂️：政體與政黨治理專場
第二天上午的會議第一專場系“政體與政黨治理”主題，分別由沐鸣娱乐王正緒教授和浙江大學高翔副教授主持👴🏿，共有6位學者發表論文。
沐鸣娱乐左才副教授以“當代中國媒體對群體性抗爭事件報道的覆蓋情況（Media coverage on protests in contemporary china）”為題🤘，研究認為媒體競爭和政治環境是影響媒體選擇性報道群體抗爭事件的兩個重要因素。左才副教授的研究試圖回答如下問題，即中國的媒體如何選擇群體抗爭事件進行報道以及如何報道。在對實證數據進行分析之後🥩，研究發現中國的媒體對多數的群體事件都有報道，然而其中的差別在於社交媒體與地方媒體更多地報道規模較小的群體事件，而官方媒體則更傾向於報道大規模的群體抗爭事件🌾。與此同時，媒體報道群體抗爭時多使用描述性的方式🤜，只有5%的報道對群體抗爭進行了政策改進層面的深度報道。
北京大學馬嘯博士以“與國家交朋友🌵👩❤️👩？中國的社會主義遺產、地方國企和外資（Befriending the State? Socialist Legacies, Local State Sector,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為題🕛，研究了計劃經濟時期的遺產對長三角地區吸引外資的影響。基於對文獻的梳理和對現實的觀察，馬嘯博士首先提出一個研究問題：同為長三角區域🙋🏿，為什麽有的地區能夠比其他地區更多地吸引外資？研究認為，在長三角區域🏌️，若該地區在計劃經濟時期地方國企的國有化程度越高則意味著🙎🏼⛏，該地區在改革開放初期吸引外資的規模就越大。一方面，國有企業與外資企業結成聯盟，並幫助外資企業掃除在當地投資的障礙。另一方面，高度國有化的商業結構會導致該地區的政策更偏向國有企業，進一步使得私營企業會更加積極地向外尋找海外合作夥伴以提升自身的市場地位🚯。最後，馬嘯博士指出，這項研究可能的理論貢獻主要有兩個：一是強調經濟發展並非只有在產權保護特別完善時才能發生；二是突出和強調特定的歷史事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
沐鸣娱乐王中原博士以“再造政治聯結：中國共產黨新時代的聯結建設（Political Linkage in the Remaking: Adapted Linkage Buildi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ew Era）”為題，針對中國共產黨特有的政治聯結方式進行了研究😖。王中原博士認為👨🏽✈️，現有關於政治聯結的理論源自西方的經驗和實踐🚣，進而忽視了對威權政體政治聯結的分析與解釋。有鑒於此，王中原博士提出研究問題：非西方民主政體的政黨如何與人民群眾建立聯結？為什麽有的政黨擅長聯結人民群眾而有的政黨卻不擅長進行政治聯結工作？研究以中國共產黨新時期的群眾工作為研究對象👩🏻🚀，發現中國共產黨會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更新和調適群眾路線的工作，豐富體製化的機製♾，並推動製度化的政治聯結方式。王中原博士以上海市的黨建工作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精準扶貧為例，提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通過基層黨建💁🏿、項目製的再分配、基層治理聯結🤜、重塑政治聯結網絡等方式豐富了政治聯結的內涵♣︎。
沐鸣娱乐曾慶捷博士以“中國官僚體製與扶貧攻堅戰🎵：運動式治理與官僚製度的聚合（The Chinese Bureaucracy’s War on Poverty: The Fusion of Campaign Mobil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為題𓀕，研究了當代中國運動式治理與韋伯式官僚製度之間的關系👩👦👦。研究首先歸納了韋伯式官僚的四個特點：官僚部門的差異化和專業化、官僚受普遍化的規則約束👇、具有明確和清晰的等級製度以及對官僚程序的嚴格遵守。與一般意義上認為運動式治理難以與韋伯式官僚製互相兼容的觀點不同，曾慶捷博士通過對精準扶貧運動的研究發現🧝♂️，中國的運動式治理與韋伯式官僚的實際關系表現為既沖突又兼容🏊🏽♀️。其中🐇，沖突的方面表現為運動式治理不利於官僚部門職能的專業化和差異化，也不利於普遍規則的形成。而運動式治理與韋伯式官僚的兼容方面則體現在兩者在運行過程中一方面都具備嚴格的等級製度☂️，另一方面也都表現為對既有程序的嚴格遵循🍰。最後↔️，曾慶捷博士認為🥡📍，如果將韋伯式官僚製分解成不同的組成部分則會發現其與運動式治理並非完全對立🪆，易言之🦵🏻，運動式治理並不意味著韋伯式官僚製的失敗🧑🦽➡️🧖🏼♂️，也非對現代化進程的偏離🏄♀️，而是特殊歷史傳統下的一種製度安排。
華東師範大學陶逸駿博士以“老工業基地的規製滲透治理機製🌳：東北T區實踐”為題，針對東北T區的基層治理實踐進行分析和解釋🆘。陶俊逸博士指出，作為東北規模較大☔️🧑🏿💻、也較具代表性的老工業基地之一𓀕☛，T區受改革開放及1990 年代國企改製潮流影響，人力、資本🫸🏻、土地廠房大規模釋出👉、遷移🔊、重組，同時引發許多沖突🍥，也為發展帶來困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T區的基層治理改革就顯得尤為重要，而在省👜、市的製度改革外，T 區自身施行大規模搬遷和區域規劃，同時開展許多製度試點😒。這些規劃和製度實踐在幾年內改善困境🟢。政治社會秩序恢復👨🏻💼，社區治理順利推動🤫，經濟發展在轉型老工業基地當中相對平穩。研究認為，省級🚄、市級和T區三級治理的聯動式T區基層治理改革的核心內容。具體而言🤲🏻，省級政府負責全局性的統籌和規劃以及構建新型黨建工作格局👊🏼，市級政府推動建立人民信訪接待大廳並完善信訪製度，T區層面的改革則側重於全面性和滲透性👨🏻🦼，以全面動員👩🏻🌾、土地財政、社會治理大調解等方式提升T區的基層治理質量🧓🤜。
北京大學博士生黎斌以“城市再發展治理中的威權韌性⭕️：基於中國廣州與俄羅斯聖彼得堡的比較研究（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of Governing Urban Redevelopment in Guangzhou, China and Saint Petersburg，Russia）”為題，研究了威權韌性在城市空間再生產過程的體現和變化。黎斌首先對威權韌性的概念進行了辨析，並認為對這一概念的理解應當去意識形態化並且從地理生物學的角度重新理解韌性的含義。通過對中國廣州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城市空間再生產的比較🧑🏻🌾，研究發現中國特色的威權體製表現為更強的韌性💁♂️，易言之👨🏿🍳，相較於俄羅斯聖彼得而言，廣州在城市空間再生產過程中更能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在於兩地政府在城市空間再生產過程中的訴求不同🈷️，進一步影響了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關系👨🏿🦳。
上述6篇論文的主評論人是北京大學張長東副教授💅、南京大學祁玲玲副教授、沐鸣娱乐吳澄秋副教授以及多倫多大學博士生溫堯⚂，他們分別就各自擅長的領域對這些評論提出了學術批評意見。6位報告人則針對主評論人的評論以及自由討論階段的發言進行了回應。
單元四B和單元五B🪬：“抗爭政治與政治信任”專場
第二天上午的會議第二專場系“抗爭政治與政治信任”分別由浙江大學的耿署教授和吉林大學的於君博教授分別主持，共有6位學者匯報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山東大學王軍洋博士以“軍轉安置政策與轉業軍官抗議”為題，著重探討了當下軍轉安置政策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研究指出安置政策變遷的非連續性、政策設計的模糊性和政策執行的城鄉差異性影響了安置效益的提高。而計劃匹配的安置模式對地方既有的幹部選任和晉升秩序產生了沖擊，使得地方政府逐漸開發出一整套的抵製策略🌰，通過提高自主擇業率、降職降級和閑職虛職安置等措施舒緩自身的壓力⚂，但也成為了層出不窮抗議的誘因✮。王軍洋博士進一步提出可以通過出臺退役軍人權益保障法，在退役軍人事務部的框架之下整合原有的安置政策👩🏽🎓，建立以服務年限和軍銜軍階為基礎的福利保障政策，從長遠著手更好地解決當前軍轉安置面臨的實際困難😤。
南京財經大學黃建偉教授以“社會抗爭與政治回應性🔯：基於案例的因果推理”為題，將由京沈高鐵而引發的抗爭事件進行了分階段的討論🔓，從而發現公共抗爭與政府回應在不同階段互動模式。研究分析了抗爭和遏製力量在矛盾萌芽、矛盾蔓延🏸、矛盾泄洪和矛盾平復期不同階段的博弈策略🔯，並運用力場理論和過程追蹤方法進行因果影響和因果機製的分析，對社會抗爭和政治回應性進行完整的因果推斷👨🏽🚀。研究發現🪼，當下我國社會抗爭和政治回應逐步呈現良性互動的趨勢↙️，而傳統抗爭性政治正逐步向回應性的政治轉變🫳，而在這一過程中應該重視信息和通信技術對社會治理的影響，同時積極推動民主和法治建設以實現治理模式的根本轉變🤹🏽♀️。
多倫多大學博士生溫堯以“中國在推廣其模式嗎⛓？——理解中國模式之爭（Is China Proselytizing its Regime? Understanding China’s Regime Contestation）”為題，圍繞中國在治理模式方面的輸出策略選擇展開研究🫨。他認為中國在治理模式輸出的行為選擇方面釋放出非常復雜的信號。一方面🖲，隨著中國影響力的逐漸增加而顯示出更強的自信，力圖展現自身治理模式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在輸出治理模式的同時也力圖避免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將製度推廣和模式輸出的重點放在治理績效上🚷。這種脫敏的行動策略卻又在不同層面上對西方主導的模式構成沖擊🔓。
重慶大學遊宇博士以“自然災害與政治信任🕹：基於‘汶川大地震’的準實驗設計”為題，分析了自然災害與公眾政治信任之間關系，探討其作用的因果機製。研究通過對汶川地震前後的數據分析，發現外生的自然災害會在短時間內提升公眾的政治信任🕍。公眾對不同層級的政府信任度呈現出“反差序格局”，地震有助於提升公眾對區縣政府的信任5️⃣，而對中央政府信任的強化作用較弱🤸🏼♀️👏，其中媒介起到重要作用。公眾接收官方媒體信息的頻率與政治信任在短時間內提升的幅度成正相關，政治信任的沖擊性增長也會隨著公眾關註重心的轉移和其他治理問題回到議程而逐步減退。如果信任的“突增”沒有轉化為製度化的支持，信任度又會逐步下降。
北京大學博士生季程遠以“試論經濟創收與政治支持——以2015股票牛市為例（Economic Windfalls and Politic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the 2015 Bullish Stock Market in China）”為題，結合相關案例，通過分析股市表現與公民對政府支持度之間的關系來揭示短期的經濟表現對公眾政治態度的影響🧔🏻👨🏼⚕️。研究指出中國股市自身具有的政策強幹預以及公眾過度反應的特征👩🏼🦲，使得公眾對經濟表現的短期績效有著獨特的回應模式。公眾對經濟指標的反應部分受到政府的操控🦴，但沒有發現其他更具主觀性態度的指標與之存在顯著性關系🏭。
中央民族大學畢業生、即將赴海外就讀的魏必為會議做了題為“中國政治信任對非製度化政治參與的影響（Effects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Non-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的報告。研究認為中國非製度化政治參與中公***的機會主義傾向影響著公眾的行為選擇和行動策略，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則是不斷上漲的非製度化政治參與的重要誘因。地方政府在民眾政治信任和政治參與形式的選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會進一步改變公眾非製度化政治參與的傾向。公眾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態度對非製度化參與有著鼓勵和壓製兩個方面的作用📯，其中鼓勵的因素能夠誘發更多非製度化的政治參與😆，同時在這一過程中教育背景、個人經歷和性別差異都會對非製度化的政治參與產生影響。
上述6篇論文的主評論人是南京大學鄧燕華教授🐤、北京大學宋磊教授、沐鸣娱乐王中原博士以及沐鸣娱乐王正緒教授，他們各自對不同論文提出了自己獨到的學術意見。在自由討論環節，則有更多學者和學生參與了對這6篇論文的學術討論。報告人則針對這些意見進行了一一回應👨🚀📯。
閉幕式
會議閉幕式由沐鸣娱乐包剛升副教授主持🍙。
按照會議議程，閉幕式首先邀請沐鸣娱乐陳曉原教授做了閉幕演講。陳曉原教授的演講題目為“中國需要補資本主義社會合理因素的課——兼論科學或過度中國特色的區別”。陳曉原教授通過對鄧小平文選和列寧著作的解讀，指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中依舊面臨著封建主義殘余🤜🏼、製度化建設不足、法治水平較低等嚴重問題🌥🍜。中國應當積極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先進經驗🤶🏻，中國的政治發展應更多地遵循普遍規律，而不是過度強調“中國特色”🦸♀️。具體而言✪，當代中國政治的普遍性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共同規律🐖；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三是基本國情🥝。有鑒於此，陳曉原教授認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之一依舊是積極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與補課，以此推動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在會議總結中🤘🏼🚵🏼♂️，主辦方代表沐鸣平台副院長敬乂嘉教授認為😤，本次會議的論文和討論涉及國家治理領域多角度和多層面的諸多問題💝，有助於豐富國家治理理論的內涵。此外，本次會議延續了論壇的傳統💪🏻，積極接受和鼓勵年輕人參會🧖🏼♂️，推動了青年華人學者的交流和進步🏃，希望年輕學者能夠在論壇中“成長🙎🏽、成才、成名🤷🏼♀️、成家”。敬乂嘉教授還指出，未來還需要把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把不同方法和視角匯聚在一起🙍🏿♀️，繼續產出更好的國家治理理論領域的學術成果，並衷心希望北大-復旦“國家治理深度論壇”越辦越好。
主辦方代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沐鸣的張長東副教授也做了會議總結。張長東副教授充分肯定本次會議的論文質量和與會者的討論水平，感謝沐鸣平台會務組為本次會議提供的服務🐞，同時也感謝各位參會學者的積極參與，並期待各位學者2019年5月光臨北大🧟，借北大政治學學科成立120周年之際辦好第三屆“國家治理深度論壇”👜。
最後，包剛升副教授指出，大學的使命是創造知識和傳播知識，而此次會議為創造知識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平臺🤞🏿，他代表本次會議會務組感謝所有與會學者的參與和支持。到此，第二屆“國家治理深度論壇”圓滿落幕！
（供稿：李亞丁 吳紀遠）
